新能源变革的征途

       人类历史上，通过技术进步和变革，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。1770年，瓦特发明蒸汽机，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，人类进入了机器动力时代；1880年，爱迪生发明电灯，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，人类进入了电力工业时代；1950年，固态电子元件发明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，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。每一次工业革命，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推动力，使人类发展突破了阶段性瓶颈，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。纵观以往，前两次革命的技术突破都来自动力领域，人类分别驾驭了蒸汽动力和电力，工业生产规模和日常活动范围空前扩大。第三次革命的技术突破来自信息通信技术，使人们的信息交换成本极大降低，世界变得扁平。
       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以什么条件为突破，又在何时到来？
       前三次工业革命所消耗的实体能量，主要来自燃烧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。面临气候变化、环境污染等危机，通过新能源替代和引领，倒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。
       那么，新能源的生产和利用真的能够引爆第四次工业革命吗？目前来看还不确定。下面将花点篇幅，对比一下新能源变革的特点和条件，与前三次工业革命质变因素的相同和不同点，以更好地理解和展望新能源变革将走过的征途。
       首先是相同点，以新的能源生产和应用技术发展为推动的新能源变革，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同，都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战略和变革意义，称得上是彻底的革命。人类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以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为核心，蒸汽机代替了人力，电气化取代了机械化，微电子开拓了信息时代。每一次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力释放都是革命性的。新能源革命着眼于工业时代的能源变革，旨在以太阳能、风能等低能耗、低污染、低排放的清洁能源代替煤炭、石油等高能耗、高污染、高排放的传统能源，这不仅仅是能源和减排技术的创新，也是产业结构和制度的创新，更是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转变，其深刻影响力足以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匹敌。
       但是这一场新能源的变革也面临着挑战，且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存在着显著不同的特点。
       首先，被动性与主动性。新能源的变革动力与资源、环境危机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倒逼压力有很大的关系，换句话说，如果资源、环境压力没有大到不得不改变的程度，还有苟延残喘的空间，或者说出现了暂时的缓解，都会影响到这场变革的持续推动力，倒逼式的压力传导路径决定了这是一场被动的变革。比如，上上下下都说要防污染抓治理，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只污染不治理、先污染后治理、或者边污染边治理，治理和改变十分滞后。低碳发展和新能源变革，要求我们在前几次工业革命所取得物质积累与生产条件的基础上，对既有的生产、消费方式进行变革，随之而来的将是自我革命和牺牲的“阵痛”，如成本的增加、落后产能的淘汰、消费主义的抑制等等。
       而以往的工业革命与之不同，具有主动性的特征，比如蒸汽机革命的爆发，以及电气化变革，都增强了人类社会对煤炭、石油、钢铁、原材料以及土地等资源的利用能力，进而扩大了消耗、增加了排放。这种扩张有利于人类以更快速度从大自然中获取资源，给人们的生产、生活带来便利性，从而增加了人类的满足感。信息革命更是如此，通过技术便利，促进互联互通，使得短时间内人类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，世界扁平化，从单点连接到多点互通，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多重维度，扩充了知识半径，增强了人类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和生活模式。
       其结果是，前三次工业革命正是因为其主动性、增量化和扩张性的特点，使其具有天然的内生推动力，好比多米诺骨牌倒下第一张，其后便会引发连锁反应。
       而被动化变革的特点，来自于不得不为之的倒逼式压力传导，新能源变革所对应的外部压力，如气候和环境压力等，都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，“公地悲剧”中，人人嫌弃雾霾和污染，但却没有人愿意为此压抑和改变自身的生产和消费行为。洁净的空气、清洁的能源等成了稀缺的“公共品”，有生产条件的企业供给意愿不足，因为供给这些产品所获得的内在化收益远远小于社会效益。要改变这些“公共品”供给不足的情况，只能依靠政府出场。政府所能利用的，是行政化的政策命令，以及税收或补贴等财税手段。为了实现化石能源的“换血”，国家制定新能源发展规划、明确发展目标、颁布相关促进政策、推出可再生能源配额制、实施考核机制等，同时，还推出系列政策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内生竞争力，如可再生能源电价、分布式光伏补贴等。但是，这些政策工具的拿捏和效率往往不好把握。这也是无锡尚德等企业倒下后很多市场声音指责“光伏是政府吹大的泡沫”的原因。而且，依靠持续输血才能存活的行业本质上说并不具有真实的价值，这也将对政府政策实施效率和退出机制提出拷问。
       其次，转轨成本的高与低。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发展之所以影响有限，还停留在圈子内部，还得依靠吸引关注、转变意识形态而艰难推进，表现为新能源应用目前在一次能源使用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低，而且提高和扩大这一比例将面临巨大的转轨成本，这种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       其一，人类社会目前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既有系统运转，惯性巨大，尽管有资源耗竭担忧之虞，但毕竟是远虑而非近忧；放弃既有的化石能源生产基础，引入低碳能源生产体系，一方面意味着既有大量产能的退出，将付出巨大的转轨成本，另一方面将放弃目前较为稳定的传统能源生产和供应体系，而新体系的波动性还不足以支撑一些重型产业的稳定生产；此外，到底应该将注意力放到传统能源的效率提升、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上，还是提高新能源的使用比例，还存在既有利益集团的掣肘，传统力量的阻挠，以及认识的困惑与缺位。
       其二，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羁绊仍然较多，既有技术瓶颈，也有发展瓶颈。前者体现为突破性的技术变革仍然没有显著发生，成本的下降，竞争力的提升有待逐渐实现；外部性问题仍然普遍存在；后者则表现为上网难、补贴政策落实难、融资难等配套发展环境薄弱，“弃风弃光”现象仍在大面积发生；同时，过度依靠行政力量还将进一步造成寻租灰色地带，路条倒买倒卖猖獗，市场秩序混乱的现象；产业格局仍需调整，从外向出口走向国内应用。长期以来，中国的光伏、风能等新能源产业，仍然停留在传统制造业范畴，重资产而缺乏核心技术，按照行业分类属于电力和装备制造业，我们的参与方式同参与其他很多产业的世界分工差不多，是装备组件的加工制造方，靠价格优势出口，赚取微薄生产利润，清洁应用给了别人，生产污染留给自己，在清洁能源的本土市场应用方面大大落后。
       上述因素共同造成了新旧能源系统“转轨”成本过高。
       与此不同，前三次工业革命，不论是蒸汽机革命、电气化革命、还是信息化革命，都是增量化改革，它们在既有生产方式的边际发力，通常都是通过大幅度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、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引发的，往往又带动了一轮接一轮创新。存量的部分自然而然就消解和转化了，转轨成本低，人们带有一种乐于接受新世界，不前进就出局的心态而主动投身到变革之中，由此也有更多的市场参与主体主动和自愿分担了转轨的成本。
       以信息革命为典型，过去百年互联网、信息化为人类塑造了越来越多的想象空间和实现条件。原来要穿越崇山峻岭实现的信息交换在顷刻点击之间就能完成，人们的活动和扩展空间前所未有地扩大和延伸，信息交互的频次呈几何级数提升。通过软件和硬件，信息技术渗透入整个经济社会体系，与各行各业相融合，重新塑造行业的外延和边界。如，共享经济、O2O等就改变了传统业态的组织形式，创造供给，并塑造需求。信息化正在引起生产生活方式、底层架构自下而上的系统改变。
       因此，新能源变革要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力点，除了政策支持外，核心还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成本效率，以增量促改革，以改革转存量。从能源出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，要促进实现低碳高增长，在能源使用方面更清洁、更高效。在这场转型的过程中，利用新生技术、多领域学科成果、新的能源生产方式、先进的材料和工程技术、灵巧的信息管理手段、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、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引导来促进这场变革，使之更效率、更经济、更主动。
       等到大规模实质性新能源应用实现时，一个新时代也将真正到来。理解这一点，是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和深入认识新能源变革的实质，于今日社会之意义，于未来发展之趋势，并改变内、外部约束条件，加快这一场变革的立足点。